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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非合作的成功源于中国经验的延伸,但非中国模式的重复

发布时间:2021-04-01 阅读量:

中非合作的成功源于中国经验的延伸,

但非中国模式的重复

——《共同进化的实用主义》主要论点概述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与非洲在经贸领域的合作长期保持快速增长。这一持续增长的动力源于何处?国际学界众说纷纭,难有定论。无论是资源、比较优势还是政治推动或援助的解释都无法解释这一合作关系的多样性、广泛性以及可持续性。笔者在2020年底出版的《共同进化的实用主义:中非经济合作的方式和影响》(Coevolutionary Pragmatism: Approaches and Impacts of China-Africa Economic Cooperation)一书中认为,中非合作的可持续动力源于中国发展经验的延伸,而这一经验的精髓在于以目标为导向,注重交互协同,在实践试验中达成系统性的磨合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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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将中国发展经验与中非合作的精神提炼为“共同进化的实用主义”,认为其与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西方主流发展学说从原则标准、框架、作用机理到执行方式形成了一系列鲜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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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而言,中国在改革和国家发展合作中并未局限于制度模式之争,而形成了以是否有利于综合生产力持续增长为标准的社会共识,在不断追求发展的目标下来衡量取舍相应的制度和模式。这一坚定的目标导向凝结了发展中国家在数百年间应对资本主义强国的威胁与挑战所得出的切身体会。卡尔·马克思精辟地指出,资本的本质即是不断地追求价值增殖,货币(G)投资于生产商品(W),销售后可以换取更多的货币(G'),如此循环以至无穷,也即G-W-G'-W-G”-......【1】。对价值增长的追求刺激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的持续增长,因此,其他国家要应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挑战,也必须将生产力发展作为国家的中心任务。


 生产力的持续增长需要生产和生活方式相应转型。劳动生产环节要日益专业化、分工更细致、协同更广泛、并同时应用更多的机械和技术,流通消费环节则不断促进消费需求、扩大贸易范围。这些变化进而会推动社会结构做出相应调整,以适应可持续生产力增长的需要。但是,社会经济制度有自我强化的特性,由于社会惯性,非工业化国家向工业社会转型的难度要远远大于发达国家继续工业化【2】。市场秩序、政府监管、工人技能、基础设施、企业家精神、职业化规范和城镇化建设等要素的实现需要其它要素的配合,但其它要素的发展反过来也需要这些要素的支持。社会体系是否能成功转型取决于各相关因素间是否能建立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而避免形成相互阻碍的恶性循环。

 中国在改革进程中秉承“摸着石头过河”的想法,跳出政府-市场二元对立的框架,鼓励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到企业和个人全面广泛地开展面向市场化的变革,并通过各方面之间不断调适和协作来逐渐达成新的平衡,其转变过程必然是多样且灵活的,因为具体的人和事都需要用各自独特的方式来互动磨合。一个有效运行的市场经济不是按给定的模式被设计和安装的,而是来自于多方长时间的协调探索与共同努力,市场改革必然是逐渐成型,而非一蹴而就。这样广泛纷繁的共进式转型之所以在中国能够成功,笔者认为关键在于全国上下在70年代末期以来思想上形成了高度的一致,将实践作为解决争议的唯一标准,也即有利于生产力持续发展的试验和创新就能得到大家的认可和推广。

 可这也恰恰是中非合作的主要挑战,不少中方人员在与非洲国家合作时,往往发现最困难之处在于和当地人思想的隔阂。这不单是语言文化的不同,而更多是价值追求方向的差异。当中方关注生产效率的提高与发展时,非洲伙伴却可能因追求政治、宗教等方面的目标而导致合作产生偏差,无法实现经济发展的既定目标。不过,中国自身工业化的成功起到了显著的示范作用,越来越多的非洲官员与民众对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给予重视,他们积极探询中国经验的诀窍,思考如何借鉴中国经验,不再迷信西方制定的模式,而愿意与中方开展更紧密的合作。这一观念的转变是至关重要的第一步,犹如国内改革之初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冲击了旧有的思想定势,而能日益形成以经济持续发展为中心目标的共识。

 当然,由于非洲国家有多元复杂的文化传统和盘根错节的社会结构,无论是共识的形成还是生产方式与机构组织的实际改变都必定会面临无数困难,耗费长久时间。中非合作既需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勇于应对挑战和挫折,也要看到这一合作在促进非洲工业化和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全面优势和重大的历史机遇,对发展前景具有坚定的信心。中国庞大的经济规模和齐全的工业体系为双方合作提供了强大持续的动力,无论是贸易、投资、生产制造、基础建设还是数字经济,都有众多的中国企业有需求有能力参与到国际合作中,他们的经营不但在各自领域中对非洲的经济社会转变产生重要影响,更能互相协调产生合力,促进结构转型的良性循环。书中对中非合作不同领域中的循环因果机制和互动共进过程进行深入剖析,研究了产品质量-市场监管、基础建设-商业收益、现代农业-乡村社会、加工制造-配套产业、经济特区-国家转型、工作伦理-职业实践、生态环保-工业发展等相联动的挑战。基于田野考察的实际案例,揭示了中非各方如何在实践中探索试验,突破相互牵制的限制,推动经济结构转型。

 总之,中非合作融合了中国的发展经验,但绝不是所谓“中国模式”的模仿与重复,而这恰恰是中国与西方发展路径的根本区别。正如前文所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坚持以生产力持续长期增长作为根本目标和检验准则,没有固定的模式或机械的规则,更没有强加的条件。由于没有模式,反而更能根据不同的时代与地区灵活调整具体做法;由于不加限定条件,更有利于各方就共同的目标全面交流,协作共进。当然,中非合作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不意味着忽视了政治领域。这也是中国经验的另一重要方面,中国通过自己的近现代历史认识到,只有建设好经济、发展生产力,后发国家才能反抗外来霸权的欺凌,实现真正独立自主。中非合作秉承的实用精神看似聚焦经贸,但其背后其实蕴含了中国对过去一两百年面对现代化挑战成败得失的全面总结和思考。中国在实践中与非洲伙伴分享发展经验的同时也加强了双方在世界政治舞台共同抵御霸权的共识与能力,为建设平等包容、繁荣开放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打下了坚实基石。


 注释:

  [1]Karl Marx, Das Kapital (Hamburg: Verlag von Otto Meisner, 1867), pp.109-118.

  [2]Gunnar Myrdal, The Challenge of World Poverty, London, Allen Lane, p.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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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转载自非洲研究小组